社論-許虞哲該為兆豐銀行案負責下台嗎?

工商時報【主筆室】

由於兆豐銀行遭美國重罰,兆豐金控集團工會要求財政部長許虞哲下台負責。這件事很有探討的空間,亦即部會首長為所督導的政務負責,在甚麼情況?負甚麼責任?才須下台。兆豐銀行這個案例正好提供大家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

首先,先從責任政治的意涵說起,民主國家的四個原則為:民意政治、法治政治、責任政治、政黨政治。民主國家的運作,依據選舉作為民意歸向指標,因而有民意政治之稱;民主國家須依法行政,不容有特權,因而有法治政治之限;民主國家的政府受民意託付,自當承當執政責任,因而有責任政治之責;民主國家以政黨來遂行政治理念,因而有政黨政治之行。其中所謂責任政治,強調執政者所負之責任不以法律責任為限,雖未違法但政策失敗,仍須負起政治責任,輕則承擔國會與人民的責難,嚴重者甚至須辭職下台,這是責任政治的意義。

從而,落實責任政治應先檢視其所當承負之責任,有責任才當責。此次兆豐銀行被美國紐約州DFS重罰1.8億美元,約合新台幣約57億元,創國銀被罰之天價紀錄。兆豐銀行為兆豐金控之銀行子公司,金控母公司與子公司採連結稅制,並須提報合併財務報表,亦即銀行子公司的費用也間接成為金控母公司的一部分費用,兆豐銀行案將降低母公司的獲利甚至市值。從而,兆豐金控工會有權利要求兆豐金控為監督子公司不周而負責,兆豐商銀工會也有權利要求該行董監事會及高階主管為此事件負責,但前述之「負責」並非責任政治的負責,而是公司治理層面的負責。

進一步分析,兆豐金控就股權結構而言,財政部加上國發基金、中華郵政以及臺灣銀行等100%政府資本,在2015年12月底之合計持股比例僅20.41%,亦即兆豐金控已是民營化的金融事業。然而,卻因財政部是最大股東,除了勞工董事之外,所有的董事席位及副總經理以上之高階主管均由財政部(報奉行政院)決定。此種現象亦見諸於第一金控、華南金控、合庫金控、台灣中小企銀、彰化銀行(與台新金控有爭議,仍在法訴中)等所謂「泛公股金融機構」。

從而,這些泛公股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責任也延伸為財政部的責任政治範圍。泛公股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成敗,雖然不是財政部的直接責任,但若所用非人或監督不周,財政部也難撇清責任。政府既然直接將已經民營化的公司董事席位及副總經理以上之高階主管「整碗捧去」(華南金控為例外,少數席位由民股決定),出了事情就不得再以該金融事業已民營化來卸責。但是該負何種責任?誰該負責任?仍是耐人尋味。

如果以用人不當為由要求財政部負責任,最直接當責者為財政部國庫署的「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94年1月31日以後,除負責財政部主管之國、民營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外,其他部會具公股成分之民營事業及轉投資事業之公股股權亦由此小組集中管理),「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設置要點」於97年10月8日停止適用,直至98年11月27日行政院核定「公股管理督導小組設置要點」,成立「公股管理督導小組」,採任務編組型態,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秘書長為副召集人,財政部部長及經濟部等行政院所屬相關部會之副首長為小組成員,執行秘書由財政部次長兼任,並以財政部國庫署為幕僚單位。雖然層級提高,但主政者仍為財政部國庫署。

也正因為主政者為財政部國庫署,當今泛公股金融機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大都與財政部國庫署有淵源,包括曾經擔任高職者(如署長、副署長等),例如第一金控董事長蔡慶年;或者是曾經督導該署的政次,例如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甚至連周邊單位台灣金服公司總經理也由夙無直接業務經驗的國庫署副署長湯明輝退休轉任。國庫署「近水樓台先得月」,自然也當承擔用人是否得當的責任。

至於財政部長有無責任,則可分兩方面來看,就用人責任來看,人事任命核決層級雖提升至行政院副院長,但幕僚單位仍為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長亦為「公股管理督導小組」成員,若沒有財政部長首肯,人事任命到不了公股管理督導小組。再從業務督導層面來看,財政部設有「財政部公股金融事業業務研討會」這個管理機制,每季開會,由部長主持,督導國庫署及公股業務的次長與會,負責公股金融事業的監督和營運。

有趣的是,現任財政部長許虞哲,擔任常務次長期間,是督導賦稅署、關務署、財政資訊中心、國際財政司、訴願會等業務,完全沒有督導公股、國庫署,也看不到公股的業務與公文,故與兆豐銀行2012年以來的人事或業務完全無涉;若只因為是現任財政部長,就需要負起政治責任下台,這與責任政治的原則相去太遠了!